杜诗详注 清 仇兆鳌
《旧唐书》文苑本传
刘昫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朱注】《晋书·杜预传》云：京兆杜陵人。又《周书·杜叔毗传》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阳。《唐书·宰相世系表》载襄阳杜氏，出自预少子尹。公自称预十三叶孙，其为尹之后明矣。后又自襄阳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园，都在巩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诗每称杜陵野老。《进封西岳赋表》亦云：“臣本杜陵诸生也。”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甫天宝初，当作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十五载，禄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拜左拾遗。【朱注】公自京师西窜，谒肃宗于凤翔，《旧史》误也。房琯布衣时，与甫善。时琯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琯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负薪采棺，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再帅剑南时，史误。辩详诗集。上元二年冬，当作广德二年春。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绊鱼袋。据《新书》在武再帅剑南时表荐者。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此句当删。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做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义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而适卒。【朱注】适自西川入朝，在严武再镇前，拜散骑常侍，乃卒。《旧书》误也。宝应元年，避徐知道之乱，入梓州，居东川者三年，亦未尝依高适。辩详年谱。是岁，崔宁杀英乂，杨子琳玫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朱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颇久，其时江陵无鲁。《旧书》曰“未维舟”及“江陵乱”者，误也。公尝往来梓阆间，《新史》云往来梓夔，亦误。二史载居夔下峡事，皆不详。乃泝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阳聂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当作大历五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唐诗纪事》谓公卒于岳阳。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朱注】唐《本事诗》，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西阳杂俎》：众言李白惟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白有祠亭上宴别社考功诗。按饭颗山头诗，《太白集》不载。柯古所言，特据流俗传闻。又子美未尝为考功，其诬可不攻而破。刘昫以之入史，谬也。苕溪渔隐亦有辩。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余读诗至杜子美云云..特病懒未就尔。”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甫有集六十卷。元稹序铭见末卷。
《新唐书》本传
宋祁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本隼原注，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甫预京兆荐贡，而考工下之。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朱氏曰，献赋在天宝十载，《新吏》误云十三载。辩详诗集。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会禄山乱，天子入蜀，原注：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于范阳。明年，改元至德。六月，禄山犯长安，车驾幸剑外。七月，即位灵武。甫避走三川。三川县属鄜州。肃宗立，自鄜州赢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琯为布衣交，鄜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琯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琯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朱氏曰：公之孺弱饿死，乃天宝十四载自京兆赴奉先时事。若往鄜迎家，则在至德二载。《新史》盖误，当以《奉先咏怀》诗正之。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原注：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遗移华州掾。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乾元二年夏，甫弃官，去华之秦。十月，发秦州。十二月，离同谷，至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原注：广德元年，甫补京兆功曹，不赴。明年，郑国公严武复出节度剑南东西两川。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诣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样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朱氏曰：此说出《云溪友议》，不可信。辩详诗集。鲁詈曰：以甫诗考之，严武来镇蜀，章彝已交印入觐，史当失之。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来阳县，在衡州之东南。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新书》谓公卒于牛肉白酒，此踵《旧史》之讹，黄伯思已力辩其诬。详见年谱末条。本集原注云：子美之卒，当在衡湘之间，秋冬之际。元氏墓志，略见本末。唐史氏惑于刘斧《摭遗》小说之言曰：子美由蜀往耒阳，以诗酒自适。一日，过江上洲中，饮醉，不能复归，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涨，子美为谅湍漂泛，其尸不知落于何处。玄字还南内，思子美，诏求之。聂令乃积空土于江上曰，子美为白酒牛炙胀饫而死，葬干此矣。以此闻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之语。信哉史氏之讹矣。按：此说欲辩牛酒妖死之诬，而反坐以涨水漂溺之惨，与李观补传，同出俗子妄撰耳。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商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今东京城东角隅繁台是也。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间、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
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鳌按：《旧书》记事略而论文详，备载元稹原序，亦失史家裁制之法。《新书》记事稍详，其论赞一段，简括道劲，颇类欧史笔意。但二史均有差谬。牛酒饫死之惨，《旧史》既诬于殁后。严武欲杀之端，《新史》复谤于生前。皆疑案之当剖者。兹采前人诸说，足以一雪史家沿谬矣。又按：两史记事，多有舛误，杜传尚然，其余差谬者，亦当据杜诗正之。如上元二年夏，段子璋反，次年公作《去秋行》，知秋日尚未平也。史谓四月讨平者，误矣。宝应元年，严武以应召入朝，有寄答杜诗，九月犹在巴山。《通鉴》谓是夏六月，武除西川节度，为徐知道阻拒，误矣。大历元年，杜《赠李文》诗，称李勉为汧公。史谓大历五年，勉自岭南还京，始封汧公，误矣。宜乎当时有纠谬之作也。
钱谦益曰：《唐·宰相世系表》：杜预四子，锡、跻、耽、尹。襄阳杜氏，出自预少子尹。元稹墓志：晋当阳侯下，十世而生依艺。甫《祭当阳君文》称十二叶孙甫。甫为预之后，未知预四子，谁为甫之祖。旧谱以甫为尹之后，此何据也？唐《旧书·杜易简传》：易简，襄州襄阳人，周硖州刺史叔毗曾孙。易简从祖弟审言。易简、审言，同出叔毗下，获嘉为甫高祖，即硖州之子也。《周书·杜叔毗传》：其先京兆杜陵人，徙居襄阳。祖乾光，齐右司徒右长史。父渐，梁边城太守，此世系之较然可考者。以《世系表》推之，尹下六代为袭池阳侯洪泰，与乾光为行。洪泰生二子，祖悦、颙，与渐为行。颙生三子，景仲、景秀、景恭，与叔毗为行。叔毗、景恭，皆仕周，其子皆仕隋。叔毗之子为廉卿，则未知其为易简之祖与，审言之祖与？旧谱以叔毗为颙子，景仲、叔毗并系颙下，红缪极矣。颜鲁公撰《杜济神道碑》为征南十四代孙，甫有《示从孙济》诗，斯为合矣。《世系表》济与位同出景秀下，并征南十四代。而诗称从弟位，抑又何与？宋人谓《世系表》承逐家谱牒，多所谬误耳。按：陆务观诗注：少陵之后，有徙大垭、大蓬者。戴复古诗中有杜子野，赵孟頫诗中有杜伯玉，杨载所记有杜举。钱谦益谓今岳州平江县杜富，犹藏拾遗敕命。喜文人子孙千年不替也。
杜工部年谱
唐睿宗先天元年壬子即景云三年。正月改元太极，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
甫生。吕汲公《诗谱》云：墓志、本传皆言公年五十九岁，卒于大历五年庚戌；则当生于是年。蔡兴宗、鲁訔、黄鹤诸谱同。蔡梦弼曰：按《唐书》本传及元稹《墓志》，晋当阳成侯预下，十世而生依艺，以监察御史令于河南府之巩县。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修文馆学士。尚书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京兆府奉天县令。闲生甫。
玄宗开元元年癸丑即先天二年也。七月，归政于帝。十二月，改元。
开元三年乙卯
公《舞剑器行序》云：开元三年，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
黄鹤曰：公七岁能诗，则四岁记事，非不能矣。吕谱疑其年必有误，非也。
开元六年戊午
公《壮游》诗云：“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又《进雕赋表》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开元八年庚申
《壮游》诗云：“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开元十四年
丙寅《壮游》诗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开元十九年辛未
公年二十，游吴越。黄曰：公《进三大礼赋表》云：“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则其游吴越，乃在开元十九年。自是下姑苏，渡浙江，游剡溪，久之方归。朱鹤龄曰：公《哭韦之晋》诗：“凄怆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又《酬寇侍御》诗：“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郇瑕，晋地也。公弱冠之时，尝游晋地。当是游晋后，方为吴越之游也。
开元二十三年乙亥
公自吴越归，赴京兆贡举，不第。黄曰，公本传：“尝举进士不第。”故《壮游》诗云：“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兆堂。”朱按，史：唐初，考功郎掌贡举。至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徙礼部，以侍郎主之。则公下考功第，当在二十三年。盖唐制年年贡士也。《选举志》：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旧史》云：“天宝初，应进士不第。”非。
开元二十五年丁丑
公游齐赵。朱曰：按《壮游》诗：“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是下第后，即游山东之明证。但未详起于何年，今姑依鲁訔、黄鹤诸谱，又按《壮游》诗，不言游兖州，而集中颇多兖州所作。盖兖州与齐州接境，公游齐州，盖在兖州趋庭之后也。
开元二十九年辛巳
公年三十，在东都。是年寒食，祭远祖当阳君于洛之首阳。
天宝元年壬午正月改元。
公在东都。是年，公姑万年县君卒于东京仁风里。六月，还殡河南县。公作墓志。
天宝三载甲申五月改年为载。
公在东都。五月，公祖母范阳太君卒于陈留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公作墓志。钱谦益曰：“是时太白自翰林放归，客游梁、宋、齐、鲁，相从赋诗，正在天宝三四载间。”朱曰：“按旧谱谓：开元二十五年，公从高适、李白过汴州，登吹台怀古，以寄李十二白诗证之，其谬信矣。”
天宝四载乙酉
公在齐州。是年，撰《皇甫淑妃神道碑》。夏，陪李北海邕宴历下亭。钱曰：“高适、李白俱有赠邕诗，当是同时。”白有《鲁郡石门别杜二甫》诗，或四五载之秋也。天室五载丙戌
公归长安。黄曰：《壮游》诗：“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则归京师在天宝四五载间。
天宝六载丁亥
公应诏退下，留长安。元结《谕友》文云：“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李林甫命尚书省试，皆下之。遂贺野无遗贤。”时公与结，皆应诏而退。
天宝七载戊子
公在长安。
天宝八载己丑
公在长安，间至东都，黄曰：公《洛城北谒玄元庙》诗云：“五圣联龙衮。”唐史加五帝大圣字，在八载闰六月，可证是年公又在东都。
天宝九载庚寅
公在长安
天宝十载辛卯
公年四十，在长安，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鲁訔曰：公奏《三大礼赋》，史、集皆云十三载。朱按：帝纪：十载行三大礼，十三载未尝郊。况表云：“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故知当在是岁。是年，作《秋述》。
天宝十一载壬辰
公在长安，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黄曰：是年十一月，杨国忠为右丞相，鲜于仲通为京兆尹。吕谱：公《上韦左相诗》：“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自玄宗即位，至此为四十年。
天宝十二载癸巳
公在长安。黄曰：有《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崔、于当是试文之官。天宝十三载甲午公在长安。黄曰：是年进《封西岳赋》。是年二月，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守司空，即《封西岳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进表在是年。天宝十四载乙未授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十一月，往奉先，鲁曰：公在率府，其家先在奉先。黄曰：《诗史》渭蓟北反书未闻，公已逸身几甸。非也。若先已窜逸，则改授无容在初兴师之时矣。吕、蔡谱俱云：十一月初，赴奉先，有《咏怀诗》。知非避乱也。
肃宗至德元载丙申即天宝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改元。
五月，自奉先往白水依舅氏崔少府。六月，又自白水往鄜州。闻肃宗即位，自鄜羸服奔行在，遂陷贼中。
至德二载丁酉
四月，脱贼，谒上凤翔，拜左拾遗。疏救房琯，上怒，诏三司推问。宰相张镐救之，获免。八月，墨制放还鄜州省家。十月，上还西京，公扈从。是年六月一日，有《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又有《同遗补荐岑参状》。
乾元元年戊戌二月改元，复以载为年。
任左拾遗，六月出为华州司功。冬晚，离官，间至东都。是年十月，有《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有《试进士策问》五首。
乾元二年己亥
春，自东都回华州。关辅饥。七月，弃官西去，度陇，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
上元元年庚子闰四月改元
公在成都，卜居浣花溪。是年，营草堂，公诗所云“经营上元始”是也。又云“频来语燕定新巢”，则三月堂成。鳖按：黄、鲁诸谱皆云：裴冕为公卜居。考诗题不载此事，恐是臆说，有辩在集内。
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年号，止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以斗所建辰为名。
公年五十，居成都草堂。间至蜀州之新津、青城。朱曰：公赴青城，黄谱编上元元年，鲁谱编上元二年，以《寄杜位》诗考之，疑鲁是。是年秋作《唐兴县客馆记》。
代宗宝应元年壬寅建巳月，代宗即位，改元，复以正月为岁首，建巳月为四月。
公居成都草堂。七月，送严武还朝，到绵州。未几，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复归成都，迎家至梓。十二月，往射洪南之通泉，皆梓属邑。或云：《新书》本传：“游东蜀依高适。”当在此时，严武入朝之后。朱曰：严武还朝，适领西川节度，公方携家往东川，其时并无一诗与之，不得云依高适也。公在梓州，最善留后章彝。彝为留后，可知适未尝兼领东川，而谓之依适，可乎。鳖按：公迎妻子，不见诗题，恐是遣弟往迎。有《弟占归草堂》诗“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可证。是年建巳月，公上严武《说旱》。
广德元年癸卯七月改元。
公在梓州。春，间往汉州。秋，往阆州。冬晚，复回梓州。是岁，召补京兆功曹，不赴。鲁、黄谱俱云：是年春，公尝暂至绵州，以《惠义寺送辛员外》诗有“直到绵州始分手”之句。朱氏以惠义寺以下诸作皆系逸诗，故不取其说。今当存以待考。朱曰：公补京兆功曹，蔡兴宗、赵子栎、鲁訔、黄鹤诸谱，俱编广德元年，盖以《别马巴州》诗注为据。惟《新唐书》本传与王原叔集注谓公不赴功曹，在严武初镇成都之时，恐非。辩详诗集注。是年有《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九月，有《祭房相国文》。
广德二年甲辰
春，复自梓州往阆州。严武再镇蜀，春晚，遂归成都草堂。六月，武表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是年上武《东西两川说》。
永泰元年乙巳正月改元。
正月，辞幕府归草堂。四月，严武卒。五月，遂离蜀南下，自戎州至渝州。六月，至忠州。秋，至云安，居之。
大历元年丙午十一月改元。
春，自云安至夔州，居之，秋，寓西阁。是年有《为夔府柏都督谢上表》。
大历二年丁未
公在夔州。春，迁居赤甲。三月，迁瀼西。秋，迁东屯。未几，复自东屯归瀼西。
大历三年戊申
正月，去夔出峡。三月，至江陵。秋，移居公安。冬晚，之岳州。
大历四年己酉
正月，自岳州之潭州。未几，入衡州。夏，畏热，复回潭州。鳌按：是年，有《发潭州》及《发白马潭》诗、乃春日自潭往衡岳也。又据韦迢《早发湘潭寄杜员外》诗云“湘潭一叶黄”，知秋深复在潭州矣。观公《楼上》诗“身事五湖南”、“终是老湘潭”，皆可证。
大历五年庚戌
公年五十九。春，在潭州。夏四月，避臧玠乱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伟，因至耒阳，泊方田驿。秋，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此条朱氏削去旧谱，非是。鹤谱云：夏如郴。因至耒阳，访聂令。经方田驿，阻水旬余，聂致酒肉。而史云：“令常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尝考谢聂令诗有云：“礼过宰肥羊，愁当置清醥。”其诗题云“兴尽本韵。”又且宿留驿近山亭，若果饫妖死，岂复能为是长篇，又复游憩山亭。以诗证之，其诬自可不攻。况元稹作志，在《旧史》前，初无此说。按：是秋舟下洞庭，故有《暮秋将归秦奉留别亲友》诗，又有《洞庭湖诗》云：“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言南风畏日，又云回樯，则非四年所作甚明。当是是年自衡州归襄阳，经洞庭诗也。元微之志云：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殡岳阳。其后嗣业启枢，襄袝事于偃师，途次于荆，拜余为志。吕汲公亦云：夏还襄汉，卒于岳阳。鲁谱云：其卒当在衡岳之间，秋冬之交。但衡在潭之上流，与岳不相邻，舟行必经潭，然后至岳。当云在潭岳之间，蔡谱以史为是，以吕为非，盖未之考耳。鳌按：五年冬，有《送李衔》诗云：“与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西康州即同谷县。公以乾元二年冬寓同谷，至大历五年之秋为十二秋。又有《风疾舟中》诗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公以大历三年春适湖南，至大历五年之秋为三霜。以二诗证之，安得云是年之夏卒于耒阳乎。旧谱当属可信，而钱、朱两谱，偏信《新书》，遂以牛肉白酒，断送一生，岂不诬枉前贤？夫不信亲著之诗章，而信后人之记载，不信子孙之行述，而信史氏之传闻，其亦昧于权衡审择矣。
鳌谨按：宋人作少陵年谱。其传世者，有吕大防、蔡兴宗、鲁訔、赵子栎、黄鹤数家。明初则有单复之谱，近日则有钱谦益、朱鹤龄、顾宸诸谱。唯朱氏裁别异同，简净明当，可称定本。但末后一条，关于生死大事，而其时其地，皆未分明。兹仍采旧谱，以正其讹云尔。
庚辰岁重阳月考定
杜诗凡例计二十则
一、杜诗会编自唐刺史樊晃首编杜少陵诗集，行于江右。至宋，王介甫为鄞令，得未见者二百余篇。嗣后王原叔取中秘藏本及旧家流传者，定为一千四百五篇。黄伯思校本，则有千四百四十七篇。蔡傅卿《草堂诗笺》，取后来增益者，如卞圜、吴若、员安宇、裴煜辈所收，别为逸诗一卷。今依年次补入，不另置卷末，便省览也。
二、社诗刊误坊本多字画差讹。蔡兴宗作《正异》，朱文公谓其未尽，如“风吹沧江树”，“树”当是“去”，乃音近而讹。“鼓角满天东”，“满”当是“漏”，乃形似而讹。当时欲作考异，未暇及也。近日朱长孺采集宋元诸本，参列各句之下，独称详悉。然犹有遗脱者，如《何氏山林》诗“异花开绝域”，当是“来绝域”，于“开拆”不犯重。《送裴尉》诗“扁舟吾已就”，当是“吾已僦”，于“就此”不相重。如《冬深》诗“花叶随天意”，当是“惟天意”，于“随类”不相重。如《送王侍御》“况复传宗近”，当是“宗匠”，于“近野”不相重。如《诸葛庙》“巫觋醉蛛丝”，当是“缀蛛丝”，于上句“穿画壁”方称。《王彭州》诗“东堂早见招”，当是“东床”，于“河汉”、“夫人”等语相合。如《秋兴》诗“白头今望苦低垂”，与“彩笔昔曾干气象”本相工对，刻本误作“吟望”。《呀鹘行》“强神非复皂雕前”，与“紧脑雄姿迷所向”，字无复出，而刻本误作“迷复”。又如《遣意》诗“宿雁聚圆沙”，当是“宿鹭”。《草堂即事》诗“宿鹭起圆沙”，当是“宿雁”。鹭雁各有时候，彼此两误也。今或依他注改正，或据臆见参定。至于上下错简、句语颠倒者，如《古柏行》“君臣已与时际会”二句，当在“云来”、“月出”之下。如《姜少府设鲙》“偏劝腹腴愧年少”二句，当在“落砧”、“放箸”之下。如《过吴侍御宅》“仲尼甘旅人”二句，当在“闭口”、“叹息”之下。如《郭代公故宅》“精魄凛如”二句，当在顾步涕落之下。如《梦李白》、《赠苏涣》、《呈聂耒阳》诸诗，各有颠错之句，今皆订正，文义方顺。
三、杜诗编年依年编次，方可见其平生履历，与夫人情之聚散，世事之兴衰。今去杜既远，而史传所载未详，致编年互有同异。幸而散见诗中者，或记时，或记地，或记人，彼此参证，历然可凭。间有浑沦难辩者，姑从旧编，约略相附。若其前后颠错者，如《投简咸华诸子》本属长安，而误入成都。《遣愁》诗、《赠虞司马》本属成都，而误入夔州。如《冬深》、《江汉》、《短歌赠王司直》皆出峡后诗，而误入成都夔州。如《回棹》、《风疾舟中》本大历五年秋作，而误入四年。今皆更定，庶见次第耳。
四、杜诗分章古诗先有诗而后有题，朱子作《集传》，每篇各标诗柄，乃酌小序而为之。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即不须再标诗柄矣。唯一题而并列三五首，或多至一二十首者，每首各拈大旨，又有题属托物寓言，亦须提明本意，仿《集传》例也。
五、杜诗分段《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杜诗古律长篇，每段分界处，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后句数，必多寡匀称，详略相应。分类千家本，则逐句细断，文气不贯。编年千家本则全篇浑列，眉目未清。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拈各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诗传》某章章几句例也。
六、内注解意欧公说诗，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意不使略，取醒目也。其有诸家注解，或一条一句，有益诗旨者，必标明某氏，不敢没人之善，攘为己有耳。
七、外注引古李善注《文选》，引证典故，原委灿然，所证之书，以最先者为主，而相参者，则附见于后。今圈外所引经史诗赋，各标所自来，而不复载某氏所引，恐冗长繁琐，致厌观也，其有一事而引用互异者，则彼此两见，否则但注已见某卷耳。
八、社诗根据集中古风近体，篇帙弘富。昔人谓五古、七律入圣，五律、七古入神。盖其体制之精，上自风骚汉魏，下及六朝四杰，各有渊源脉络也。兹于每体之后，备载名家议论，以见诗法所白来，而作者苦心亦开卷晓然矣。若五七言绝句，用实而不用虚，能重而不能轻，终与太白、少伯分道而驱。
九、杜诗褒贬自元微之作序铭，盛称其所作，谓自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故王介甫选四家诗，独以杜居第一。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宋惟杨大年不服杜，诋为村夫子，亦其所见者浅。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兹集取其羽翼杜诗，凡与杜为敌者，概削不存。
十、杜诗伪注分类始于陈浩然，元入遂区为七十门，割裂可厌。又广载伪苏注，古人本无是事，特因杜句而缘饰首尾，假撰事实，前代杨用修，力辩其谬妄。邵国贤、焦弱侯往往误引。凌氏《五车韵瑞》援作实事。张这可又据《韵瑞》以证杜诗，忽增某史某传，辗转附会矣。吴门新刊《庚开府集》亦误采《韵瑞》，皆伪注之流弊也。今悉薙芟，不使留目。
十一、杜诗谬评蔡梦弼注本，删去伪注，最为洁净。但参入刘须溪评语，不玩上下文神理，而摘取一字一句，恣意标新，往往涉于纤诡，宋潜溪讥其如醉翁呓语，良不诬也。后来钟谭论诗，亦踵须溪之流讯，全无精实见解，故集中所采甚稀。
十二、历代注杜宋元以来，注家不下数百。如分类千家注所列姓氏尚百有五十人。其载入注中者，亦止十数家耳。其所未采者，尚有洪迈之《随笔》，叶梦得之《诗话》，罗大经之《玉露》，王应麟之《困学记闻》，刘克庄、楼钥之文集。元时全注杜诗者，则有俞浙之《举隅》，七律则有张性之《演义》，五律则有赵汸之《选注》。明初有单复之《读杜愚得》，嘉靖间有邵宝之《集注》，张綖之《杜通》、《杜古》及《七律本义》。他若天台谢省之《古律选注》、山东颜廷榘之《七律意笺》、关中王维桢之《杜律颇解》、海宁周甸之《会通杜释》、闽人邵傅之《五律集解》、楚中刘逴之《类选》、华亭唐汝询之《诗解》，各有所长。其最有发明者，莫如王嗣奭之《杜臆》。而王道俊之《博议》、郑侯升之《卮言》、杨德周之《类注》，俱有辩论证据，今备采编中。
十三、近人注杜如钱谦益、朱鹤龄两家，互有同异。钱于《唐书》年月、释典道藏参考精详。朱于经史典故及地里职官考据分明。其删汰猥杂，皆有廓清之功。但当解不解者，尚属阙如。若卢元昌之《杜阐》，征引时事，间有前人所未言。张远之《会粹》，搜寻故实，能补旧注所未见。若顾宸之《律注》，穷极苦心，而不无意见穿凿。吴见思之《论文》，依文衍义，而尚少断制剪裁。他如新安黄生之《杜说》、中州张溍之《杜解》、蜀人李长祚之《评注》、上海朱瀚之《七律解意》、泽州陈家宰之《律笺》、歙县洪仲之《律注》、吴江周篆之《新注》、四明全大镛之《汇解》，各有所长。卢世..之《胥钞》、申涵光之《说社》、顾炎武、计东、陶开虞、潘鸿、慈水姜氏，别有论著，亦足见生际盛时，好古攻诗者之众也。
十四、杜赋注解少陵诸赋，廓汉人之堆垛，而气独清新，开宋世之空灵，而词加典茂，亦唐赋中所杰出者。其《三大礼赋》，有东莱、长孺二注。《封西岳》一赋，朱注尚未详尽。兹于四赋，多所补辑。若《雕》、《狗》两赋，则出自新注云。
十五、杜文注释古人诗文兼胜者，唐惟韩、柳，宋惟欧公、大苏耳。且以司马子长之才，有文无诗，知兼美之不易矣。少陵诗名独擅，而文笔未见采于宋人，则无韵之文，或非其所长。集中所载墓志，尚带六朝余风，惟《祭房相国文》，清真恺恻，卓然名篇。其代为表状，皆晓畅时务，而切中机宜。朱氏辑注已明，惟间附评释而已。
十六、诗文附录新旧《唐书》本传，互有详略，要皆事迹所关，固当并载。其诸家序文，具述原委，为历世所珍重。又唐宋以后题咏诗章，及和杜、集杜诸什，皆当附入。而诸家评断见于别集凡有补诗学者，并采录末卷，犹恐挂漏蒙讥，尚俟博采以广闻见焉耳。
十七、少陵大节贺兰进明不救唯阳之围，致一城俱陷。忠如张、许，为贼所害，进明之罪，上通于天矣。后又密谮房琯，甫上疏力救，遂至贬官。其《出金光门》诗云：“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临去而尚惓惓，与孟子三宿出昼之意，千载同符。此公生平事君交友立朝大节也。
十八、少陵旷怀太白狂而肆，少陵狂而简。其在成都，结庐枕江，与田夫野老相狎荡，便有做睨一切、侮玩不恭之意。初寓长安，得钱沽酒，时招郑虔，后去夔州，举四十亩果园赠与知交，毫无顾恋。此与谪仙之千金散尽者，同一磊落襟怀。宜其诗品遇出寻常。
十九、少陵谥法公负挺出之才，济时之志，拾遗半载，郎官遥受，宦途之偃蹇极矣。迨旷世以还，宋真宗读江上之诗而深加称赏，蜀献王至草堂之地而作文致吊，其风流儒雅，能感发后代之帝王。考元顺帝至正二年，尝追谥文贞，此实褒贤盛事，增韵文坛。公所谓“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者，其亦差不寂寞矣。
二十、少陵逸事杜公精灵，千载不没。诵《花卿歌》而痊久疟之人，解《八阵》诗而入眉山之梦。宋时病夫，目不知书者，忽吟子美诗句，见于程叔子之记述。四月十八日游草堂者，从来不逢阴雨，得于蜀父老之传闻。又雍熙间，彭城刘景真游华清宫，梦明皇与子美谈诗，尤为奇怪。录此以见其气亘江山，神游天壤也。
序
臣观昔之论杜者备矣，其最称知杜者莫如元稹、韩愈。稹之言曰：“上薄《风》、《骚》，下该沈、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诗人，工部全美，笔追清风，心夺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万顷清光流”。二子之论诗，可谓当矣。然此犹未为深知杜者。论他人诗，可较诸词句之工拙，独至杜诗，不当以词句求之。盖其为诗也，有诗之实焉，有诗之本焉。孟子之论诗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诗有关于世运，非作诗之实乎。孔子之论诗曰：“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又曰：“可以兴、观、群、怨，迩事父而远事君。”诗有关于性情伦纪，非作诗之本乎？故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谓得其诗可以论世知人也，明人之论诗者，推杜为诗圣，谓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谈杜，如稹、愈所云，究亦无异于词人矣。甫当开元全盛时，南游吴、越，北抵齐、赵，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既而遭逢天宝，奔走流离，自华州谢官以后，度陇客秦，结草庐于成都瀼西，扁舟出峡，泛荆渚，过洞庭，涉湘潭。凡登临游历，酬知遣怀之作，有一念不系属朝廷，有一时不端痌斯世斯民着乎？读其诗者，一一以此求之，则知悲欢愉戚，纵笔所至，无在非至情激发，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岂必辗转附会，而后谓之每饭不忘君哉！若其比物托类，尤非泛然。如宫桃秦树，则凄怆于金粟堆前也，风花松柏，则感伤于邙山路上也。他如杜鹃之怜南内，萤火之刺中宫，野苋之讽小人，苦竹之美君子，即一鸟兽草木之徽，动皆切于忠孝大义，非他人之争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语矣。是故注杜者必反覆沉潜，求其归宿所在，又从而句栉字比之，庶几得作者苦心于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历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馀悲，悄乎有馀思也。臣于是集，矻矻穷年，先挈领提纲，以疏其脉络，复广搜博征，以讨其典故。汰旧注之楦酿丛脞，辩新说之穿凿支离。夫亦据孔孟之论诗者以解杜，而非敢凭臆见为揣测也。第思颛蒙固陋，继漏良多，幸逢圣世作人、文教诞兴之日，从此益扩贝闻，以补斯编之阙略，是又臣区区之愿尔。
时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岁长至日，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谨序
进书表
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奏为恭进《杜诗详注》事：
本年孟夏之月，伏蒙皇上传谕，翰林诸臣所著诗古文章，抄录呈进，以备御览。臣伏思俚语芜词，本无文理，不足以仰渎尊严，谨录三载以来所著《杜诗详注》二十五册，须呈进者。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上言：伏以尼山六籍，风雅垂经内之诗；杜曲千篇，咏歌作诗中之史。上承三百遗意，发为万丈光芒。前代词人，于斯为盛；后来作者，未能或先。自《国风》降为《离骚》，《离骚》降为汉魏，渊源相接，体制日新。晋宋以还，陶、谢之章特古；齐粱而下，阴、何之句斯工。其馀月露风云，但知流连光景，虽有唱酬赠答，奚足陶冶性灵！迄乎三唐，专攻诗学，朔贞观作人之盛，至开、宝右文之时，蔚起人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学成。昔人谓其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千古以来，一人而已。盖其笃于伦纪，有关君臣父子之经；发乎性情，能合兴、观、群、怨之旨。《前塞》、《后塞》诸曲，痛书锋镝阽危；《三吏》、《三别》数章，惨诉闾阎疾苦。自麻鞋谒帝，而草疏陈言。涕洒青霄，方听军前露布；汗趋铁马，早瞻陵上云飞。筹邺下之师围，阃专貔虎；看安西之兵过，力捣鲸鲵。李泌归山，收京而怀商老；汾阳释甲，赴陇而议筑坛。当剑阁初经，已虑英雄据险；及夔江久客，仍忧节镇争权。平日欲尧舜其君，非虚语也；书生谈军国之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温柔，托诸变《雅》变《风》之体；沉郁顿挫，形于曰比曰兴之中。宋人得其议论峥嵘，别开堂奥；元世沾其风神秀丽，窥见户庭。后之解杜诸家，非不各据心力，意本浅也，而凿之使深；事本近也，而推之使远。引征古典，但泝流而忘源；采摭稗官，犹得此而遗彼。从前注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笺，亦将十种。或分类，或编年，今昔互有同异；于分章，于解句，纷坛尚少指归。世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地，皆不可以读杜，岂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注其诗乎！臣于退食馀闲，从事少陵诗注。本文先释，依欧氏之解《诗》；故实附详，仿江都之注《选》。只恐面墙等诮，漫然学步贻讥。兹者，恭遇皇帝陛下聪明天纵，学问海涵，诠释《五经》《四书》，允矣开来而继往；发挥《通鉴纲目》，洵哉静圣而动王。典训心传，创垂万年谟烈；古文手辑，网罗历代英华。宸翰勒之岱宗，快睹翔鸾翥凤；诗章光于孔壁，式瞻复旦卿云。幸际昌时，躬逢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未窥中秘诸书。臣少习遗经，粗通章句，壮游艺圃，谬握丹黄。青琐追趋，何有郊坛之三赋；白头尸素，曾无春殿之七言。蒙谕献文，只惭末学。伏惟少陵诗集，实堪论世知人，可以见社甫一生爱国忠君之志，可以见唐朝一代育才造士之功，可以见天宝、开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见乾元、大历乱而复治之机。兼四始六义以相参，知古风近体为皆合。愚蒙一得，冒达九重。倘邀清燕之鉴观，以当采风之陈献，庶前修生色，而新简垂光矣。谨以所往诗赋二十四卷，并连谱序传文，缮写完编，装潢成帙。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随进以闻。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日翰林院编修臣仇兆鳌上表。
前言
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后迁居巩县，遂为河南巩县人。杜甫即出生于巩县的瑶湾。杜甫的家庭是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其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和著名学者。由于杜预是京兆（长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故社甫常自称“杜陵野老”、“杜陵布衣”。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父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对于这一官宦家世、书香门弟，杜甫感到非常自豪。在《进雕赋表》中，他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他又说：“吾祖诗冠世。”（《赠蜀僧闾丘》），又嘱咐儿子宗武“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所以，杜甫将“奉儒”和写诗当作自己终生孜孜不倦的事业。
杜甫非常早慧。在他晚年所写的《壮游》诗中，他曾追忆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就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诗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他勤奋好学，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为他以后的诗歌成就打下了渊博雄厚的基础。二十岁起，像当时许多著名的诗人所做的那样，杜甫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他先东南游览吴越，二十四岁时返回东都洛阳，参加进士科举，不中。第二年又游历齐赵，直到开元二十年（741）才回到洛阳。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结识了伟大诗人李白，二人相邀同游梁宋，同游的还有另一个著名的诗人高适。后来高适南游楚地，李、杜二人则北上再游齐赵，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饮酒论诗。在《壮游》诗中，他回忆这一时期的生活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枉。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漫游的生活豪放而浪漫，李、杜二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时期，杜甫写下了不少诗篇，如名作《望岳》及《画鹰》等，表现出青年时期的杜甫对前途和能力的乐观自信。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寻求施展抱负的机会，但迎接他的是十分冷漠的现实。这一年，嫉贤妒能、口蜜腹剑的奸相李林甫将所有参加考试的人全部黜落，却向昏庸的唐玄宗上表称贺“野无遗贤”。杜甫落第后。困居于长安，不断地向王公大臣们投诗干谒，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还向玄宗进献了《三大礼赋》、《封西岳赋》等，只为自己博得了一些虚名，却并无实际效果。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满腔的愤激信口而出。从天宝四载到天宝十四载（755）十月终于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正八品下阶的小官时，杜甫已经在长安困居了十年。这十年之中，诗人的理想一再碰壁，生活也越来越拮据，常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的生活，甚至“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幸”（《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屈辱辛酸使他对下层贫困生活有了深刻的体验，对黑暗政治有了切身的感受，性格也逐渐由清狂而转向深沉。他处在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耳闻目睹统治者的荒淫腐朽，对潜藏的社会危机也有所预感。这一时期，他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而作于天宝十四载（755）冬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既是对自己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也向我们展示了唐代盛世结束，危机四伏、大乱将至的社会图景。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他已走向成熟。而他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和写实作风也在此时奠定。
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官定后，即离开长安，前往奉先探视家小，迎接他的是“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惨状。到十一月，安史之乱便爆发了。第二年六月，长安被叛军攻陷，杜甫也带着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他先由奉先逃到白水，再由白水逃到鄜州。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杜甫得知后，就把家小安置在鄜州的羌村，只身到灵武去投奔肃宗，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押到长安。诗人在长安，目睹叛军烧杀抢掠的惨景，写下了《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以及《春望》、《月夜》等名诗。到至德二年三月，杜甫终于从长安城中逃出，到达肃宗行在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肃宗为褒奖他的忠心，授为左拾遗。职位虽低，却责任重大。不久，丞相房琯因陈涛斜之败而被罢职，杜甫上疏营救，言辞激切，得罪肃宗，几乎定罪。闰八月，他离开凤翔，到鄜州去看望妻子，写下了《羌村》三首和著名的长诗《北征》。这一年秋天，唐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杜甫也自鄜州入京。因疏救房琯之事，第二年六月，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秋天，杜甫回河南旧居探亲，沿途目睹江山的残破和人民的苦难，写下了名垂千古的《三吏》、《三别》。同年秋天，因朝中宦官李辅国专权，对政治感到失望，加上关辅地区发生大饥荒，杜甫毅然弃官，携家小前往秦州。十月迁于同谷。一路上，诗人拖儿带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写下了《秦州杂诗》三十首和《同谷七歌》等诗。但国谷并不易居住。由于无衣无食，一家数口几乎濒于绝境。同年十二月，杜甫只得前往成都投靠高适等故友。这个时期，是杜甫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诗人饱尝国破家亡的忧患痛苦，写下了大量诗篇（现存约249首），对当时灾难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血泪有着深刻而真实的反映，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忧国忧民的炽热感情，因此被后人称为“诗史”。
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终于来到成都。第二年春天，在一些亲友的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建筑了一座草堂。诗人漂泊多年，至此才算有了一个安身之所，因此写了不少描写村居乐趣的诗，如《客至》等。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在成都尹兼御史丞严武的资助下扩建了草堂，开辟了田地，带着几个孩子种菜种药，养鸡养鹅，俨然像个老农一般。广德二年（764），严武向朝廷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甫为“杜工部”。杜甫入严武幕中六个月，因不习惯幕僚生活，又回到草堂。在成都这一段时期，杜甫生活比较安定，但他并没有忘记贫苦受难的人民，写下了《枯棕》、《病橘》等诗，对人民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最有名的，则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去世，杜甫失去依靠，不得不于五月率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九月到云安，第二年的暮春抵达夔州。在这里，他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暂时住了下来。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老，就更抓紧时间多写诗，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写下了430多首诗。这些诗篇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后世奉为寺臬，特别是七律诗，如《登高》、《阁夜》等，悲壮苍凉，沉郁雄放，千古不朽。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就想回河南老家。他先从夔州到江陵，却因河南发生兵乱而受阻。半年后，他改道抵达湖北公安，年底漂泊到了湖南岳阳。这时，他的健康状况更差，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地折磨着他。为了投靠亲友，他不得不再向南行。大历四年
（770）四月，军阀臧玠在潭州作乱，兵荒马乱之中，已经折回潭州的杜甫只好再往南逃。船行到耒阳，由于江水陡涨，交通不便，杜甫一家人饿了五天五夜，幸亏县令聂某闻讯后送来牛肉白酒，才免于俄死。船只无法前进，杜甫只好又折回潭州。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杜甫病死在由潭州到岳阳一条破船上。临终前，他支撑着身子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呈河南亲友》这首长达七十二句三百六十字的五言排律，诗中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一直到去世，这位忧患一生的伟大诗人也没有忘记他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受苦受难的人民。
和李白一样，杜甫的身后十分萧条凄凉。他的灵柩一直埋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偃师，埋葬在其祖父杜审言的墓旁。
杜甫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在思想性方面，他的诗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他深切关怀着祖国的命运，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对统治的腐朽和祸国殃民，杜甫也作了无情的讽刺和抨击。
杜甫异常重视诗歌的艺术性，他对于一首诗的要求非常严格，力求做到“毫发无遗憾。”在叙事诗中，他善于对现实生活作典型的艺术概括，善于寓主观于客观。他善于将人物的语言个性化，而且采俗语入诗，又极善于细节描写，故写来细腻动人。其抒情诗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情景交融。他的诗歌风格多样，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愁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著蕴藉，使他的诗歌形成了雄冠古今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从而被后人尊为“诗圣”。诗在杜甫的手里，几乎无所不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杜甫的诗集，据《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原有六十卷，但早已散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诛取秘府旧藏本和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共八种八十九卷，去其重复，得诗1405首，按年代先后编为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题为《杜工部集》。以后的各种杜集，皆以此书为基础。后来不断辑得佚诗，到南宋郭知达所编的《杜工部诗集》，已有三十六卷。明清时代，注家蜂起，号为“千家注杜”，今存者尚有百种以上。最流行的本子有明末王嗣爽的《杜臆》、清初钱谦益的《杜工部集注》、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等。王嗣奭的《杜臆》一反南宋至明代一些杜诗注解者只训解典故、征引繁琐而忽视诗歌主旨内容的做法，努力探索和发掘杜诗中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艺术分析方面也颇有见地。钱谦益的《杜工部集注》，对史实考订甚详，注引丰富。杨伦的《杜诗镜铨》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评诗多独立见解，足资参考。而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集前人之大成，征引繁富，考证精密。清康熙三十三年，仇兆鳌为翰林院编修时，将此书奏进康熙皇帝。全书凡诗注二十三卷，杂文注二卷，后以逸杜、咏杜、补杜、论杜等为附编上下二卷。其总目自二十八卷以下尚有集杜、仿杜等条目，有目而无书，似是欲为续而未成。每诗各分断落，先诠释文义，而后征引典故，列于诗末，便于阅读欣赏。本书即以仇氏《杜诗详注》排印而成，删掉了正文中的异文和注音，改为简体横排，改名为《杜甫全集》，以飨广大读者。
编者一九九六年五月